中国生育率还能回升吗,梁建章：中国生育率跌破警戒线确凿无疑

近日，民政部部长撰文指出，当前受诸多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低下，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 要引导生育水平提高和适度区间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

日本、韩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是前车之鉴

的文章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解读。 一般认为，总生育率低于1.5。 即使是打破警戒线的——，出生率低于1.5的话，也会陷入低出生率的陷阱。 人们认为，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率很难恢复到1.5以上。

考虑到中国、日本、韩国是东亚国家，传统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说明低出生率危机。

日本在二战后，从1946年到1948年出现了短暂的婴儿潮，总生育率超过了4.0。 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避孕的措施。 此后，日本出生率逐渐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出生率下降到2.1的更替水平。 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日本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上上下波动，没有明显变化。 1989年，日本出生率创下1.57新低时，震撼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 到1995年，日本的出生率首次低于1.5，2005年下跌到1.26。 随着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日本的出生率在2015年回升到了1.45，但没能上升到1.5以上。 近年来，日本的出生率在1.4左右。

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的退休年龄不断被提高。 现在，日本的退休年龄是65岁。 明年4月实施的法律修正案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计划。 此外，《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尝试引入外国移民填补本国劳动力缺口。

韩国是一个土地狭小、人多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出生率达到了6.0。 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少子化的政策。 此后，韩国出生率急剧下降，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63。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在90年代中叶批准了人口政策的转变，废除了鼓励少子化的政策，防止了生育水平的进一步下降。 但是政策调整后，韩国的出生率没有恢复，2004年的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到了1.2。 极低的出生率引起了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极大担忧，2005年必须通过实施《低出生率和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议长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委员会”，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2010年，韩国总统博宣布为提高出生率将提供3.7万亿韩元(约37亿美元)的资金。 这个数字约为37亿美元，不到韩国GDP的0.5%，与欧洲各国相比相对较低。

尽管实施了鼓励生育的政策，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却长期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 )国家中垫底。 2017年韩国出生率降至1.05，2017年更是跌破1，成为世界上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 2019年，韩国生育率降至0.92，仍为世界最低。

去掉二孩堆积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1.2

这几年，由于有二孩的堆积效应，中国的出生率比日本高一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2019年中国的出生率分别为1.58、1.495、1.47，其中0.3-0.4的出生率是由二孩的堆积效应引起的，如果扣除二孩的堆积效应，这几年的出生率只有1.495。

例如，在2017年1.58的总生育率中，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和三个孩子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和0.11。 其中，二孩生育率高于独生子女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一半以上。 实际上，由于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生育，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两个孩子的出生率必然低于一个孩子的出生率。 这几年的数据有其特殊性，说明这是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不久出现的特定情况，没有长期的可复制性。 如果消除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设一个孩子出生的父母中有60%的母亲会生二孩，2017年自然总生育率也只有1.18(0.67.6*0.67.11 )。

因此，随着二孩堆积的消失，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2以下的水平，远远低于欧洲和美国，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为世界最低。 中国确实掉进了低出生率的陷阱。

这种趋势早就体现在一个孩子出生率的低迷上。 2010年至2015年，抽样调查的单个子女出生率分别为0.73、0.67、0.80、0.78、0.72、0.56。 由于生育没有限制，没有误报孩子的动机，因此低估孩子出生率的可能性很低。

如果妇女推迟生育或放弃生育，孩子的生育率可能会下降。 如果只是推迟生育，孩子的出生率会先下降后上升，但如果放弃生育，孩子的出生率下降后就不会恢复。 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尤其是很多延期生产的女性，将来想生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鉴于近年来儿童出生率总体下降并持续这么长时间，未来出生率回升的空间非常有限。

中国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出生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 根据KGSS (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2006年到2014年，韩国人的平均理想孩子数是2.45~2.55人。 根据JGSS (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孩子数是2.41~2.60人。 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1.96人，育龄妇女平均计划生育人数1.75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不仅显著高于日本，也显著高于韩国。

中国人生育意愿低迷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大城市房价收入略高。 例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为35.2，也就是说对深圳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 上海、北京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 高房价大大抑制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其次，中国的育儿成本太高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孩子的衣食住行，再加上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使得家长不得不把钱花在各种课外培训上。 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孩子平均每年需要3万元，从出生到18岁需要50万元以上。 在一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 例如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育孩子从出生到上中学大约需要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养育孩子的成本。 但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 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面临着严重的看护困难。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是奇特的。 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入住各类托幼机构的比例仅为4%，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高，很多职业女性面临着升职或者生孩子的困境。 在职场中，女性被要求的钱和男性一样多。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作用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 由于妇女高工作效率和托儿所短缺，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照顾子女，从而抑制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中国流动人口特别多。 虽然中国城镇化率仅为总体的5.60 %，但农村户籍的年轻人已经在城市打工，他们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年轻人相近，生育压力和意愿不容乐观。

第五，中国有歧视至今未结婚生育的政策。 西方国家近年来出生率的提高与非婚生子女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 例如，2016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女比例达到43%，其中法国非婚生子女比例最高，为60%。 这些国家保障未婚妇女的生育权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 中国没有这样的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 我国对非婚生育仍然存在歧视性政策，比如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非婚生育要支付社会抚养费。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很难提高中国的出生率。 而且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60%左右。 今后随着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出生率将进一步下降。

现在日韩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是出生率不能提高到1.5以上。 也有人说奖励生育也没用，日韩不就是例子吗？ 但是如果日韩不鼓励生育，现在的出生率会更低。 出生率的下降既不是最低也不是最低，所以可以称为“低出生率的谷底”。 虽然媒体只谈论日韩少子化问题多么严重、出生率多么低，但实际上，由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中国未来的出生率也可能比日本低，与韩国和新加坡持平(新加坡近年来的出生率可能会很低) 按照现在韩国和新加坡的出生率，每一代人口将减少一半。 此外，人口急剧萎缩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 因此，为了缓解未来的低出生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