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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话日常用语1000句,今天台湾民众讲一口流利中国话,很大归功于光复后的国语运动

2023-03-07 13:29 来源:网络

【两岸快评第176期】

殖民地返回祖国后,大多数人在精神方面的变革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大刀阔斧,聚集众议,坚决根除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文化,将日语变成了中国的语言文字。 这些做法对台湾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效果逐渐显现。 今天,台湾民众说流利的中文,熟练运用中文写作,离不开陈仪主导和推动的“国语运动”,也离不开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小学汉语教师们的开创性工作。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了改造台湾同胞的精神面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

抗日战争期间,台湾总督府推行皇民化运动,向台湾民众宣传日本皇国精神,教授军国主义歌曲,让各级学校的学生接受日本国民的训练,丑化中国人没有利己主义、无理取闹、国家观念、鸦片鬼的形象,抹煞了台湾学生的中华祖国观念学校取消汉文课程,学生一律说日语,说台湾话罚款。 到1945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约为70%。 皇民化是毁灭中华的国语、国文、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日语、日本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台湾年轻人在日本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环境中长大,长期受教效忠天皇和皇国,成年后被骗献身于“大东亚战争”,潜移默化。 其中一些人对中华祖国和文化有疏离感。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再次扰乱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杀害我们的同胞,搜刮物资,榨取民脂民膏,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用日本文化取代中华文化,用中国人变成天皇的奴隶。 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发誓要修筑新的长城,不服从臣倭,发酵的中国民族主义指的是反对日本,甚至是日本的语言、生活习惯、制度、器物等一切。 广大民众反抗日本文化中的残暴性、奴性,甚至全盘否定其中的合理成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陈仪将原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其他基本沿用原行政结构。

语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人人都会说“国语”,用“国文”。 陈仪主张在各级学校普遍教授“国语国文”和中华历史。 设立文史专门学校和训练团,培养文史教师,想在几年内消除日本的色彩。

对于皇民化,长官公署呼吁一切中国化,大力普及“国语”教育。 台湾同胞也想学习“国语”。 大陆各地方言的发音不同,东北人和福建人说的语音大不相同,浙江人和江苏人说的语音也不同。 台湾细胞听了很奇怪,不知道从哪里来。

来自大陆的官员多为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国语”不标准,家乡口音非常重。 台湾的民众怎么也听不懂,听不懂。 陈仪本人的“国语”不标准,绍兴口音很重。

光复初期,“语文”教育面临许多困难。 首先是教师的问题。 600多万同胞必须学习“国语”。 谁来教? 关于学校教育,有1000多所“国民”学校,每所学校需要一名“语文”教师,需要1000多人。 其次是方法问题。 闽南语、客家话是同一系统的语言。 应该有更方便的方法。

台湾省“国语”推进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4月,大陆两位重要的“国语”推进专家魏建功和何容,任“国推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为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委员为马学良、黎锦熙

“国推会”是主持研究设计,协助国语教育行政的机关,隶属于教育机关。 组织分为调查研究组、编审组、培训宣传组、总务组。 每组组长一人,秘书一人,由委员兼任。 此外,还有编辑、编辑、监督、干事、办事员等工作人员。 在各县市设立国语推广所,共有19处,派出的推广人员分别为3至7人。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语文》教学仍然在困难中实施,概况如下。

1、学校教师“国语”讲习。 教育是在台北举办“国民学校教师国语讲习会”,各县市独自举办的讲习会。 教育部选拔合格的中等学校教师,在省训练团接受训练,“语文”是主课之一。 来自内地的中小学教师在“国推会”上接受了临时讲习班。 首批33名“语文推广员”是从92名福建来的小学教师中选拔出来的。 1946年8月,教育处招收“国民学校语文教师”103人,台湾籍占半数。 10月,“国推会”魏建功主委赴北平,聘请“国语推广员”。 另外,聘请了60名“国民学校国语指导员”,分发到各县市的补习课上。

2、“国语”音读示范播出。 台湾省教育在台北广播电台设立朗读示范节目。 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起,由教育部灌制,赵元任博士用“国语”注音。 第二期将于5月1日起,“国推会”齐铁恨每天早上7点在电台担任“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等教科书播出,让学“国语”的人听,矫正语音。 学校教师现在听说现在的教育,让广大学生也能很快学会“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 教育机构暂时使用“国民学校”,中等学校暂时使用“国语”教科书和民众的“国语”读本。 废除教科书后,从6月20日开始更换为《国定小学国语常识》的教科书。

3、教学方法探讨。 闽南方言失去效用是推广“国语”的一大阻力。 因为日语和台湾话没有关系,所以很多台湾人认为“国语”和台湾话也没有关系。 我只知道用学外语的方法学“国语”,死记硬背,举一反三。 一些教育水平较低的人认为,从内地来的人说和台湾话一样的话,就不是说“国语”,而是说台湾话。 为此,魏建功发表了几篇论文。 主题是“台湾音系还魂说”、“从台语学习国语”、“从台语学习国语的方法”。 为什么写了“恢复台语本来的语言地位”? 这个方法经过怀疑和争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4、编纂《台国》对照学习用书。 “国推会”计划编印一套“台国”对照学习用书,内容包括台湾省注音符号十八课、“国台”音对照字录、“台国”共通词汇、“台国”对照词汇、比较类比法“国语”会话便利。

5、教材教学方法。 1946年10月,“国推会”设立了“模范国语推广站”,由教育部派来的“国语”专修系学生负责宣讲,朱兆祥委员负责指导。 明年为了推广对照类推的学习方法,将设立4个分区。 为了实验“国民学校”适用的“直接教育法”,1946年8月,教育处将原来的省立台北小学改为“国推会”附设实验小学,完全用普通话教学。 来自北平的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和教育部派来的“语文”专业的学生负责教学。 从一年级开始,进行教学法教材实验,由王玉川常委会指导,教材编辑。

6、编纂《国音》标准参考书。 日本人教的北京话书错误很多,来自内地的同胞“国语”不同,台湾同胞感到不可思议。 推广“国语”的当务之急是确立“国语”标准。 “国推会”将政府此前发布的有关“国音”标准的文件和书籍汇编成册,命名为《国音标准汇编》,并于1946年5月30日由长官公署发布,作为全省推广标准“国语”的依据。 第一篇已付印。

7、注音符号的应用与推广。 教育机关编纂的“国民学校”和中等学校临时使用“国语”教科书拥有注音表和注音本,民众阅读“国语”读本,左记方音,右记“国音”。 全省铁路站名、全省道路站名、民营公司站名、台北市巷名,10月间由“国推会”公布。 铁路各车站的名牌已注上注音码,其馀换新的名牌,到处可见注音码和汉字的手机。

在“国语”推广过程中,人手不足,“国推会”成立时只有12人,但来自重庆、上海、厦门各地区,独处后,就开始了单人工作。 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才平息下来。 我完成了一些小册子和一种期刊《国语周刊》,剩下的只是开了个头。

很多台湾同胞都知道普及“国语”的重要性,努力学习“国语”,跟着每天通过广播进行“国语”教育。 要学好陌生的语言,文字不容易,学校禁止教师用日语授课,所以学校教师只能暂时采用当地的方言。 但是,台湾的方言并不是一个。 教师用闽南语上课的话,客家学生听不懂。

由于学习上遇到许多困难,也由于不满大陆部分军队公教人员的低能,1946年4月,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热情由热而降。 来自大陆的人“国语”各不相同,台湾细胞莫名其妙。 他解释说,有些学校的“语文课”只能用“国语”来讲授,台湾教师可以使用闽南语和客家话来适应过渡期的需要。 一些台湾精英为了民进和“国民学校”低年级,建议改革常用字和注音符号,并用“国语”闽南语

1946年5月,在台湾省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省参议员刘传提出“临时并用台语作为教育用语的安排案”。 其理由是:“察冀市民的教育水平比内地普及,这次必须回到祖国,加紧文学归宗,鼓励国有化教育。 但是,来国内的教师数量很少,推进语文运动也没有充分普及。 鉴于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况,各级学校的语文教师数量都很少,想专攻语文教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渡时期加入台湾话作为教学用语,能避免文化水平的下降吗? ”。 方法:“(一)近期物理、数学、生理各方面教师似乎因语文不规范而落选,希望能确立一定的方针; (二)物理、数学、生理教师能否不拘语文,多录用本省人。 ”大会坚决举行,“请政府参考”。

台湾参议员黄纯青建议:“本省人应该学习国语,外省人应该学习闽南语。” 教育处处长范寿康回应说,语文是我国唯一的标准语言,再加上中央机关在全国普遍推行,统一了办公时间,如果能不断推广本国标准语言,要在全省推广并不容易。 “外省人学习闽南语,需要语言双管齐下的措施。 但政府明确实施,似乎在法理上没有根据,只能在舆论方面提倡。 ”

强制推行“国语国文”

公署希望台湾的塞尔不要学习日语。 “过去,你们被日本政府压迫不允许使用中国的国语和文字。 这当然可以同情你们,原谅你们。 但是,你们今后也总是动笔的话就用日语,动嘴的话就说日语。 我个人不害羞。 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这就是甘心于奴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 ’台湾人,特别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出生就接触日语。 日语和中文不同,短时间内学好“国语”是非常困难的。

1946年9月14日,长官公署命令中学禁止使用日语。 教育部调整各校学习课程,加强“国文”、历史、地理科目,强制规定每周学习“语文”的课时数,要求新生入学地点补习语文、历史教育等。 举办全省“国语”演讲比赛,举办公务员国语实习班,责令各县市设立“国语”推广站。 全省铁路、公路、民营公司的站名和台北市的街名,一律用中文代替,用注音等各种措施普及“国语”。 不得不改成日本名字的人一律恢复原来的名字,禁止民间新建房屋沿袭日本式。 但是,台湾“国语”教师和教科书不足,各县市的中小学多是台湾出身的教师教“国语”。 有人采用了“国音”的符号,但发音不准确,约达到三分之二。

据日本介绍,50年来,许多台湾细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台湾细胞都能使用日语,对汉字的国语完全陌生。 光复之初,陈仪临时准刊报刊、杂志的附刊日文版,要求台胞尽快舍弃日文,改学汉字“国语”。 许多台湾人多次指出这一政策运作良好。

陈仪与日本文化有染,娶了日本妻子,痛恨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痛恨其殖民色彩,虽然不能一夜清洗。 “文官任用的话,文官考试希望能用日语参加,但不能这样做。 文官考试必须用国语进行。 但现在,国文程度差,句子不成意的情况下,因为不能通融,所以可以在答卷后附上日语,以避免评价者误解其意思。 ……我们推广国语,必须要有刚性,才能提高效率。 ”

10月,长官公署表示:“本省光复开始以来,为了推广国语、国文,实行国策,去除了本省各报纸、杂志的日语版。 公告自今年10月25日起散布本省境内所有报纸、杂志所附日文版,并请各县市政府遵守。 ”

陈仪严重堵塞了台湾细胞的信息管道,造成30多万日本中等以上受过教育的台湾细胞,成为文盲或半文盲。 陈仪说:“完善公务员能力:最重要的是公务员通晓国语。 目前,台湾公务员中,本省籍的人占四分之三。 这四分之三的公务员,负责任,遵守纪律,做合情合理的事,认真工作; 唯一的缺点是语文不通,影响工作效率。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全省公务员必须迅速通过语文充实工作能力。 ”

光复初期,新旧法令变化的时期,台湾同胞抱怨说,他们不知道内地的各种法律,必须遵照执行,怎么也不习惯,遇到做不好、做不好的事。 许多中年以下的台湾人不懂“国文”,不懂“国语”,与外省同胞感情上有隔阂,语言隔阂导致误解,一时无法修复

根据台湾籍志士谢南光等人的建议,台湾的过渡期应为10年。 陈仪说:“我到台湾后,计划先把重点放在语文和国文教授上,达到让台湾同胞了解祖国文化的目的,虽然这项工作很困难,但从在福建推进语文运动的经验来看,这项工作有望在台湾省四年内完成大部分。” 陈仪原用了4年的时间,放弃了日语的日语,想换成中文的汉文。 考虑到推广中文所面临的阻力,陈仪采取了强制措施,希望能很快出现。

由于语言上的隔阂,本省人和外省人经常产生误解。 光复初期,台湾医生的“国语”水平很低。 有一天,一名军官受伤来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就诊。 台湾医生诊疗时表示“你的病很轻”,由于发音不清晰,误认为“你是卖国贼”。 这位军官愤怒地殴打了医生,后来在警察局接受了审判,知道了发音问题并消除了误会,结果一无所有。

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体验,两岸人对日本文化的感受也不一样。 在中国大陆军的公教者看来,日本的文化很伤人,所以想去就去。 在台湾同胞看来,50年的日本统治,日本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合理的因素。 何况,一年内换成中文汉文,很难。

彻底铲除日本殖民文化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发。 后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令,第一,交响乐团演奏一些中国最有价值的歌曲,介绍给本省各学校,不要唱日本歌曲。 第二,体育会尽量介绍中国式的体育姿态;第三,要以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为材料,创作故事小说给青少年看;第四,无论机关学校,都要以白话文为主,尽量避免文言和深奥的典故。日本

很多有祖国大陆经验的台湾志士认为,台湾没有经历大陆新文化运动和8年抗日战争是关键。 为了让台湾本省人和祖国大陆同胞在感情和心理上互相包容,必须改造台湾文化。 他们成立“台湾新文化运动委员会”,呼吁台湾同胞认识新时代、新环境,树立新意识、新生活,是祖国不可或缺的一员。

经过“二二八事件”的惨剧,陈仪等人痛感只有武力才能平息“二二八事件”,根本在于台湾的彻底中国化。 要让台湾同胞用中文汉字,穿中国服装,读中国书,吃中国菜,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与大陆同胞相互往来。 陈仪等人认识到,有必要从娃娃抓起这一点,于是强制中小学生使用“国语国文”,禁止使用日语,甚至禁止使用闽南语、客家话,加强中国历史和地理知识对中小学学生的渗透,宣传中华传统文化。 日本的衣服、饮食、书籍、建筑、礼仪等被禁止。

殖民地返回祖国后,大多数人在精神方面的变革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陈仪大刀阔斧,集思广益,坚决铲除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文化,把日语变成中国的语言文字。 这些做法对台湾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效果逐渐显现。 今天,台湾人说流利的中文,熟练的运用和书写中文,离不开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小学汉语教师们的开创性工作。 (作者褐静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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