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建议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_热解读｜专访张翼：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不会出现“挤破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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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读｜专访张翼：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不会出现“挤破头”现象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农民工有机会并有能力在城市安家落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并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置于重要地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有意愿的农民工能在城市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地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近年来，多个省份已宣布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积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江苏（南京市和苏州市区除外）已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实行按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确保外地和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标准统一。浙江（杭州市区除外）也全面取消了落户限制，落实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落户及配偶等直系亲属随迁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张翼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会放宽对农民工的落户条件。只要符合条件，农民工就能顺利在城市落户。

张翼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他在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层流动、就业与制度变迁等领域有着深入研究。他认为，多个省份试点实施“按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是户籍改革的一大亮点。“现代化就是应当削弱户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化其作为人口信息登记功能的地位。这是我们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地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张翼表示，该举措是为了兼顾部分农民工的需求。一部分农民工希望保留村民身份和相关的权利，另一部分农民工则可能是流动人口，他们倾向于在城市工作和做生意，但不一定想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希望能回到农村安享晚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报告旨在保障农民工的选择权，尊重他们的意愿。对不愿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保护他们在就业地点的各项权益。

不过，当前农民工进城落户仍面临一些隐性门槛，主要体现在城市能否提供满足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尽管中小城市的户籍门槛已经降低甚至取消，但大城市，特别是主要一线城市，仍有许多规定限制。原因是这些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均等化，即使是本城市户籍居民也未能享受到同等水平的服务。因此，此类城市需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到2035年达到党的二十大报告设定的目标，使所有常住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服务。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涉及教育资源的优质与非优质之分、名校长和其他学校之间的不平等，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数量与比例分配的不平衡。此外，一些流入人口较多的省份还面临着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压力。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应认真执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一方面进一步取消落户门槛，另一方面保障农民工在就业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从而真正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张翼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基于常住人口确定行政区划内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数量和质量。如果户籍仍然承担着配置基本公共服务的角色，城市政府可能会在GDP统计中包含农民工的劳动贡献，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设置障碍。某些城市甚至明目张胆地推出“购房入户”政策，这与中央的精神不符。

2. 在城镇化进程中，当前许多农民工选择将子女带到城市接受教育，因为农村的小学几乎消失。然而，他们往往无法将年迈的父母接到城市养老，因为他们当前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承受养老开支。因此，即使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对于大部分农民工而言，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和一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不太可能出现争抢城市户口的情况。目前，中小城市已经普遍取消了落户限制，但仍无明显的“挤破头”现象。如果将农民工户口落在城市边缘地区，即使他们达到了积分线，大多数农民工也不会愿意落户。在东部的部分城市，实际完成的落户指标常常低于预期。

因此，未来应推广以常住人口登记户口的制度，让户籍回归到人口信息登记的功能，重点关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其作为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手段。农民工在哪里就业，就应该在那里享受相应的社保，也应该在那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使就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一体化。

在消除农民工顾虑方面，张翼指出，进城农民工最关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因素。2023年，农民工的平均月薪为4780元，略有增长，但各地区的房价和租金差异很大。要在一座城市长期居住，至少要负担得起租金，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水平。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流动方向和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永久居住。这是市场的制约，也是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最大制约。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是否会成为阻碍他们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因素？

收入一直是衡量一个人能否从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的重要指标。在白领和蓝领工作岗位之间，人们通常会选择白领岗位。在小农户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农民一般会选择后者。然而，我国新生劳动力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数量约为1200万，并且持续增长。高学历化是中国教育扩招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使得农民工群体中的新成员越来越少。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30%左右。未来，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增速将从现在的低速转向零增长，再转为负增长。劳动力结构的这种确定性变化趋势意味着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同时人力资本也将得到提升，加上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将提升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农民工数量增速的变化、人工智能从弱智能时代向强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变、我国市场的消费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肯定会有上升的趋势。

至于是否应该提高蓝领工人的收入以吸引更多人从事蓝领工作，张翼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保障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当然，劳动者报酬的增长略快一点会更好。但是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需要企业的盈利状况作保障。有了企业才有就业，保市场主体才能保就业。这是基本原则。扩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因此，劳动者收入的提高需要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改革来实现。在一次分配中，关键是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蓝领工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消费者支付能力。随着劳动条件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农民工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将上涨。消费者支付能力的提升可以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与消费之间形成良好的循环。我一直强调要保市场主体，保就业，通过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有了收入就有了消费。报复性的收入增长是报复性消费的前提。稳定的收入增长会导致稳定的消费，反之亦然。

关于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方向，张翼预测，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78%至80%左右。2035年后，我们将从快速城镇化阶段过渡到慢速城镇化阶段。美丽乡村建设缩小了城乡差距。如果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将会下降，但农村居民的人数将保持在一定水平。特别是“非农民的农村居民”会增多。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中国的发展有何意义？从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通常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这是一个标志。因此，为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其中一个努力方向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全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可以降低全国各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们实现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如果说工业化让我们基本上建立了国家的城市网络和都市圈，那么后工业化过程将在本质上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减弱原先将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能够分享发展成果。

在此过程中，有两种思路：一是将农民工的户籍改为城市居民；二是直接取消附着在户籍上的基本公共服务配置功能，以常住人口为基础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我认为，只要是劳动者在这个地方纳税，就有资格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市民待遇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权。

最后，除了农民工市民化外，城市人口也将在市场化过程中处于流动状态，城市内部人户分离的比例可能会越来越大。因此，我认为现代化就是要减轻户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户籍作为人口信息登记功能的作用，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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