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翻译_《坠落的审判》：生活在真假与权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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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的审判》：生活在真假与权利之间

观看《堕落的裁判》后，全然没有起伏转折的情节布局，只有一场平和的审判，像是撕开了一道口子，露出内在翻腾的秘密力量，或者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这场诉讼并未等来一个让人安心的结局，所谓的公正司法也无法判断那些无法用言语述说、无法得到证明的生活琐事。相比于女性主义视角，笔者更倾向于从电影理论和叙事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部第76届金棕榈奖获奖影片。

影片讲述了一位名叫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演）的德国女作家，被控告谋害了自己的丈夫塞缪尔（斯旺·阿劳德饰演）。他们十一岁的视力障碍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演）成为了唯一的目击者，面临着道德的困境。塞缪尔去世的真相尚不明朗，各种疑云笼罩：意外？自杀？还是谋杀？调查就此展开，法院在“独立女性面临的社会歧视”的大环境下审视了这对夫妇的生活，并在法庭上公开审理了他们的争执录音。

影片中的儿子是一位视力不佳的证人，因此他的证词难以验证；身为被告妻子的桑德拉，她在法庭上没有使用母语德语，也没有使用当地语言法语，反而选择了“第三方语言”英语，导致其证词在翻译过程中变得含糊不清。桑德拉被迫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其说是话语内容的变化，不如说是翻译带来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庭审中再次播放的争执录音也不容忽视，本来应该是夫妻间的私密问题，如家务分工、职业与家庭平衡、育儿和婚姻关系等等，现在却被与死亡紧密相连，不得不在法庭上公之于众。这部影片并非一部关于家庭暴力的纪录片，而是深入探讨了两人之间的所谓“亲密关系”，在本质上可能是恐怖或危险的。

影片发生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孤立小屋里，夫妻俩没有邻居，也没有朋友，全程的坠落并没有被人听见或看见。影片开头，我们了解到桑德拉是一名和她丈夫一样的作家，她拒绝回答采访她的学生记者的问题，这就暗示了片名“堕落”同时也代表着言语的力量消减。小说家认为言语是最高的权威，她说：“我的工作就是模糊界限，让虚构摧毁现实。”在电视采访中，她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这句话很快就被媒体报道了。这次事故，作为一个沉重的实际事件，打断了关于作者全能、自我虚构的周边言论。经过调查之后，法官试图阻止明确“事实”的可能性增强，而法庭变成了一场血淋淋的言辞战场——现实已经消失。

生活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你想知道什么？”影片一开始，桑德拉就这样问前来采访的学生记者。实际上，记者希望了解桑德拉作品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以及作者是否认为我们只能从现实中创新和创作。然而，桑德拉的文学作品属于自传小说的范畴，这是作家兼评论家Serge Doubrovsky在1977年首次提出的概念，用于定义他的小说《儿子》。自传小说融合了原本被认为截然相反的元素：自传和小说。它实际上是受作者生活启发的故事，但允许作者进行美化和想象，不受真诚、真实、符合我们知道的事实标准的约束。它通常与传统的自传以及Philippe Lejeune定义的“自传体”相联系。对于这种文体，人们有两种常见的看法：一种是指称性的，强调叙述者、作者和角色之间的同名关系，认为“自传体小说是一种通过虚构来处理现实的方式”；另一种则是纯粹虚构的，被视为“虚构而非自传”，即“自我虚构化”。在这场审判中，桑德拉承认她的自传小说受到了生活中某些元素的启发，尤其是她儿子的事故以及她儿子和丈夫的关系。影片开头，当记者试图区分真实与虚构时，桑德拉避而不谈，转移话题。但在整个影片中，她不得不在审判前和审判过程中回答警察和律师的问题。她必须谈论自己，谈论她的书。因此，她的每一个发言都会被仔细研究，每一句话都会被分析。

我们可以像分析文学作品一样去分析现实生活吗？在解释文学作品时，最基本的问题是：是谁在说话？（是角色还是作者？）我们能否理解摘录的含义？（摘自一本书或一段录音——这对夫妇的争执），而不将其与更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是谁决定了文本的含义（演讲者还是听众？）法官希望阅读桑德拉著作中的摘录，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有杀人冲动的角色的思想。这项指控显然是在这个片段与塞缪尔的死亡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桑德拉在她的小说中预言了自己的杀人欲望。对于辩方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你没有结合上下文！你对一个细节产生了幻觉！摘录没有上下文，只是一个次要角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即使是文学文本的体裁中，这也是一个幻象，而非事实。”辩方指责法官过分解读，将次要段落视为这本书的核心。辩方坚称，我们必须区分作者和角色，角色的观点并不代表作者。（人物）虚构的世界和（作者）现实的世界是有所区别的。法官认为，“桑德拉的书是审判的一部分，她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其中，特别是她的社会关系。”被告的书属于自我叙述，具有自传灵感，因此我们可以在角色和作者之间建立这种联系，它们并不是完全虚构的。但对于辩方而言，这不是自传而是自传小说，这是一种允许自己将小说重新引入自我写作的文体。

相比桑德拉的文学作品，夫妻间实质的录音显得更有说服力。我们开始听到声音，接着通过电影镜头巧妙的转场，用画面重建关键的时刻。因此，我们见证了电影本身戏剧化的进程：在电影的关键时刻，通过画面投射出在证词中仅存在于不可言说和沉默状态的内容。暴力事件是在“只能听到声音”的镜头中发生的，法庭和观众听到了桑德拉的耳光、塞缪尔的打击、破碎的物品，但却无法将尸体与它们联系起来。然后，这对夫妇形成了一具缺席的身体：在银幕之外，它指向了整部电影，逐渐破坏了再现的意义。时间和空间的空隙开启了话语权，每个听众都有自己的想象空间：这对夫妇的身体，在亲密的折磨和想象中的叙述之间撕裂，录音调查的可见性和经验的不可见性。实际上，这场堕落的判决在审判中不断被肯定和否定，可以说是一次场面调度的艺术。

但正如辩护律师所说，正如桑德拉的文本所示，这场争吵的确是一份“模糊不清的证据”。一方面，就像引用的文字一样，录音只是摘录，只是两个人关系中的一个瞬间，并不代表他们的全部生活。桑德拉说：“录音不是现实，因为它只是现实的一部分。这确实是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声音，但并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存在、我们的交流、我们的互动、我们身体的总和：我们永远无法掌握一个存在或一种关系的整体性。”另一方面，我们先验地认为这段录音肯定属于现实、事实（而非虚构和陈述），要知道，这段录音是塞缪尔录制的，他试图借鉴妻子的方法来创作一本“自传小说”。所以他自己录制的录音难道不是文学作品吗？谁知道塞缪尔会不会为了让他的书有更多的素材而故意引起争斗呢？传统的顺序——文学出现在生活之后，记录生活、描述生活的顺序已经被颠倒：首先是文学（写作、表演的欲望），然后才是生活。

话语与权力的较量

正如在纪录片中，摄像机的镜头下不存在绝对的真实；同样，我们可以猜测，在录音的过程中，塞缪尔是否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表演成分？一切都是未知数。在争吵中，我们听到塞缪尔责备桑德拉“正在偷走我的时间，在剥削我，在欺骗我”。没错，这种“家庭主妇式”的责骂出自丈夫之口，这场父亲的坠落何尝不是父权制度的倒塌？父权制度要求女性在婚姻和母性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女性特质。他是一个典型的“拉康式男子”，他保护自己——免受女人所代表的他者的伤害。

《堕落的裁判》剧照

这场审判是对一位不合格的母亲的测试。她杀害了她的丈夫吗？这是一场意外吗？或者是他自杀了吗？尸检没有答案。因此，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正确的。一年后的审判，两种论点将针锋相对，各自支持专家的观点：一方面是自杀，另一方面是谋杀。这是对母亲的测试，而这个测试背后，其实是女性性欲的测试。从审判一开始，总检察官就以其性取向为由对其进行攻击。他称她为双性恋——诽谤她不忠，他那几乎愤怒的语气，表现出他对这个女人明显的偏见。她因为不忠而有罪，因为独立而有罪，因为写作而有罪。引用劳尔·阿德勒的话，写作的女性是危险的。根据这部电影，我们可以补充：有欲望的女性是危险的。在男权至上的法庭上，桑德拉有罪。她为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而内疚，她为没有成为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而内疚——更糟的是，她没有悲痛的表情，甚至如此冷静理智。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罪。这种差异性令人害怕，我们一直在努力消除她们所期待的角色背后的差异性。桑德拉会说英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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