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闪婚新娘_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闪婚新娘”，20万-40万元可领证：只要能生育，憨厚女性最受欢迎，离婚带娃最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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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闪婚新娘”，20万-40万元可领证：只要能生育，憨厚女性最受欢迎，离婚带娃最牢靠

在这个短暂的五天相识之后，一个来自江西高安的男人和来自贵州普定的女人，在贵阳一家知名婚介公司的促成下，跨越千里，签署了闪婚协议，并在一个聚集了四五十人的围观者的求婚仪式上，男方手持鲜花半跪在女方面前。在主持人的热烈祝福声中，女方欣然接受了鲜花并回应道：“我愿意。”随后，礼花绽放，二人深情相拥。

这家位于贵阳标志性建筑花果园双子塔整整一层楼的婚介公司，每天都会上演类似的求婚场景。公司经理王悦用浓重的安徽口音自豪地宣称，旗下拥有二十多家分公司和几百名员工，去年共促成了上千对新人，甚至有时深夜一点仍在忙碌地签订婚约。

尽管外界对这家公司的真实状况难以捉摸，但毫无疑问的是，这里的闪婚相亲市场异常火爆，夜晚七八点钟依然灯火通明，人潮涌动。

参与相亲活动的男女比例失调，大多数男性来自福建、安徽、江苏等地的富裕农村，年龄在30岁以上，教育程度不高，收入平平，且在与异性沟通方面存在困难。在婚介公司的引导下，他们常常由父母或媒婆陪伴，纷纷涌入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寻找“闪婚新娘”。

相较于男性，大多数女性候选人大约在30岁左右，有一部分是由闪婚主播从外省动员来的，大部分则来自贵州农村，家庭条件较差，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们之中有的人在二十出头就结婚生子，后来经历了离婚并带着孩子生活；有的人初中毕业即赴外地务工，历经艰辛后不愿在老家农村度过余生，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逃离大山。

在这些急于结婚的男性心目中，生育能力成为了首要条件。尽管多项社会学研究表明，将生育视为婚姻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对男性而言）和衡量婚姻稳定性的一个标准，已经与现代社会的婚姻观念相距甚远，但对于这些寻求闪婚的男性客户来说，只要能生育，女方的容貌、年龄、学历、籍贯、婚育史乃至轻微的身体缺陷都可以包容。

在贵阳这家婚介公司，相亲成功的男士通常需要支付二十万至四十万元的高昂婚介费和彩礼费，然后就能将“闪婚新娘”带回老家，并顺利走过婚检、领证、见家长等一系列程序。从相亲到结婚，整个过程最短只需三天，最长也不超过十几天。

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先婚后爱”，也有人批评它是赤裸裸的“爱情买卖”。然而，在以贵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这种畸形的闪婚市场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发展壮大，吸引了众多潜在客户和从业人员投身其中。

在浙江老家，陈薇注意到许多过了30岁还没有成家或者谈恋爱的人，她将此现象归咎于“女性要求过高，彩礼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她的儿子李涛今年36岁，体型偏胖，看起来略显沧桑，平日里帮忙打理家中百货店，收入在几千到一万多元不等，但由于不擅长交际，至今未婚。陈薇担心，到了儿子这个年纪还找不到妻子，全家人都可能会被人瞧不起，因此她寄望于贵州，希望能找到一个朴实的妻子，因为“性价比更高”。

于是，陈薇向浙江的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两万元介绍费，并在两位工作人员和姐姐的陪同下，带着儿子来到了贵阳。在当地婚介公司支付了十多万元后，母子俩终于获得了相亲的机会。女方比李涛年轻五岁，来自贵阳修文县乡下，在一家餐厅担任服务员，离异后独自抚养女儿。陈薇一家对这位女士非常满意，认为她既能吃苦耐劳又能生育后代，很快便敲定了这桩婚事。

就这样，在仅仅认识了五天，见面仅有两次的情况下，李涛完成了婚检、领取结婚证、签订协议等一系列手续。次日，五人一行前往修文县乡下拜访女方亲友，并支付了十五万元彩礼。之后，陈薇和姐姐先行返回浙江，李涛则留下和女方相处几天，再带着新娘和她的女儿一同前往浙江生活，也将户口迁移过去。

像李涛这样不远千里来到贵阳寻找“闪婚新娘”的单身男性并不在少数。

多种因素促使西南地区的闪婚市场形成，其中包括性别比例失衡、地区差异、经济条件悬殊、结婚成本高低等，再加上多地婚介公司的积极推动，使得这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闪婚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相对于“婚姻”本身，爱情似乎变得不再重要，地域、学历、工作、生活习惯、生活品质、价值观乃至家庭背景等都可以退居其次，男女双方的急切需求和互补条件反而成为最为明显的决定因素——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那样，“男女双方只需按一定规则分工合作，经营经济和生育即可”——而当地婚介公司将此统称为“缘分”。

例如，江苏常州的杨耀也渴望找到这样的“缘分”。当他看到邻居仅用了两天时间就从贵州带回一个“闪婚新娘”，还将求婚视频给他看后，他也决定带儿子去贵州相亲。

对于杨耀来说，这次远行背后有着明确的实际考虑。他表示，在常州，彩礼大约在二十万元左右，但结婚需要男方在城市购买价值近百万的房子。而在贵州闪婚的话，彩礼加上介绍费一般不超过三十万元，新娘则可以到男方所在的乡镇居住，相比之下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在他看来，贵州的女性吃苦耐劳，能够与儿子一起建立幸福的小家。

“我希望给儿子找个没结过婚，或者短婚无子女的对象。”然而，在三天的时间里，婚介公司安排的八个相亲对象没有一个合适，她们或是离异带小孩，或是各方面条件不尽如人意，杨耀认为，找儿媳不能比邻居家差。

目前，中国的单身人口数量创历史新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单身人数已达2.5亿，其中35岁以上的“男光棍”数量预计将突破一亿，而26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数量也超过了适龄婚育女性总数的六成以上。性别比例失衡使得许多急需结婚的大龄“男光棍”被迫投入西南地区的闪婚市场。

许多婚介公司的员工透露，这些男性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一般，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在面对异性时，有的人沉默不语，有的人会脸红、搓手甚至颤抖，平日里通过微信与异性交流，也往往聊了几句就没有话题了。相比于个人表达，他们更加依赖家族长辈的代言。

当记者以单身女性的身份与一位男士相亲时，男方表现得极为紧张，说话全靠身旁的母亲和几位媒婆不断地提示补充，声称自己的婆婆很好相处，且已经准备好了结婚所需的金银饰品。

谈到婚史时，男方支支吾吾，经过反复追问才坦白，今年春节期间，他曾从贵州娶过一位“闪婚新娘”，但回到老家后，女方不愿意同房，于是退回了彩礼和金银饰品，仅一个月后就办理了离婚手续。而媒婆所说的结婚首饰很可能就是上一位“闪婚新娘”退还的。

近年来，为了应对大龄“男光棍”的婚恋问题，多地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

例如，2023年，陕西宝鸡相家庄村发布的文件显示，凡是给本村未婚男性介绍配偶并结婚的媒婆，村委会将给予一千元的介绍费，该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试行期限为三年。同一年，有媒体报道称，河南武陟乔庄村计划每年拿出两万元奖励媒婆，“每促成一对新人结婚，奖励牵线人一千元”。记者搜索发现，广东、湖北等地的一些基层组织也实施了类似的激励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婚介机构从传统的同城相亲业务逐渐转变为以闪婚为主营业务，他们互相交流资源，共享信息，共同盈利，最终演变成为现在西南地区的闪婚市场。尽管目前尚未有关于该市场规模、成交量、交易额的确切统计数据和研究文献，但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数十位从事闪婚业务的主播常常用诸如“去云贵川找老婆需要携带哪些资料”、“云贵川闪婚到底要多少钱”、“云贵川闪婚四个要求”等标题来进行宣传，并吸引了大量网友留言咨询。

2024年3月，亳州一家婚介所挂出的“云贵川闪婚”招牌受到了买卖婚姻的质疑（网络截图）

“憨厚土气最受欢迎，离婚带娃最可靠。”“闪婚并非草率之举，也不是将就、更不是搭伙；它是经过眼神交流确认、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有些人交往三五年后仍未能走进婚姻殿堂，而有些人相识三五天便结了婚。缘分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你自己要主动走出来寻找。”一家婚介公司的员工在其朋友圈如此推荐闪婚。

虽然闪婚承诺书中常常注明“不存在包办、买卖婚姻”，但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闪婚无疑是一场人生的交易，而对于婚恋公司而言，这也是一桩暴利的生意。

在贵阳，一些开展闪婚业务的大型婚介公司每月成交百单左右，每单收益可达五万至十三万元不等，而下级的媒婆每单也能赚取一万至五万元，几乎是普通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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