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临近死亡器官协调员却要与家属谈器官捐献_器官捐献协调员：曾被家属质疑“只想要患者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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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曾被家属质疑“只想要患者器官”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一段有关王璐的视频在网络上悄然流行起来。王璐是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她的职责并非普通的医疗救治，而是一项突破传统医学边界，触及伦理领域的新兴职业。

近年来，北京的部分医院开始出现“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影，王璐正是其中的一员。她们的工作是在患者离世之际，向家属推广器官捐献的理念，并协助完成捐献流程。此外，他们还会穿梭于各家医院，为正在重症监护室（ICU）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合适的捐赠源。

自全国首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成立以来，已接近七年的时间，他们在推动并见证遗体器官捐献观念的发展与变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过去一年里，包括深圳的小罗、媒体人曲昌荣以及“椰子姑娘”等人，这些广为人知的名字都与器官捐献密切相关。

据最新数据，2016年，我国完成了4080例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共捐赠大器官11296个，相较于2015年增长近50%，年度捐献数量位居全球第二。然而，在每年约有2万多人亟需器官移植以维系生命的情况下，我国的器官移植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这些协调员肩负重任，任重而道远。

“我希望可以挽救你的一部分。”

王璐在佑安医院ICU工作五年后转岗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在2010年，我国首次设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佑安医院也随之设立了这一职位。协调员大多来自各个科室的医务人员，主要任务包括识别潜在捐赠者、与家属沟通以及协助完成整个捐献过程。

王璐参与的第一例器官捐献是一颗来自11岁浙江女孩的肾脏。2012年春节期间，这名女孩在京与务工的父母团聚时不慎被父亲驾驶的卡车撞伤头部，导致严重的脑外伤。她在佑安医院ICU接受了两周的救治，但由于伤势过重在事故发生后的第15天宣告脑死亡。

王璐回忆道，那个清晨，女孩的父母悲痛欲绝，令她无法开口提及器官捐献之事。但到了下午，这对夫妇主动找到了王璐，表达了愿意捐献的意愿，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女儿留在北京的心愿得以实现。在王璐的协助下，这对夫妇签署了同意书。

那次捐献的女孩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总计拯救了三条生命，使两人重获光明。在过去的七年里，王璐完成了三十多例类似的器官捐献案例。“我无法挽救你的全部，但我希望能挽救你的一部分。”王璐如是说。

作为曾经的ICU医生，王璐对于器官捐献的紧迫性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她讲述了许多在ICU的患者，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而有些人在等待过程中不幸离世。

然而，这份新工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北京各家医院的ICU病房，每天都有一些患者因救治无效而去世，这其中存在着众多“潜在待捐”病例。王璐需要奔波于北京各大医院，宣传器官捐献的理念，并寻求合作的机会。起初，即便是她的同行医生，对此表示反对的人也不在少数。

她曾不止一次遭到同行的当面“驱逐”。

有一次，王璐走进一家大型医院，打算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器官捐献的事宜。在等待所有患者就诊完毕后，她刚开了个头，对方便直截了当地回应：“出去！”

甚至有人质疑她的身份，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并指责她：“我们这里是救人命的地方，你怎么回事？”似乎王璐的做法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

遭受如此待遇的王璐，有一段时间甚至痛苦到哭着奔回佑安医院。她难以置信，作为一名资历丰富的医生，有一天会被别人像对待垃圾一样驱逐出门。

面对逝者家属，王璐遭遇过更为激烈的反对。

佑安医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因脑瘤晚期放弃了治疗，她的丈夫有意捐献妻子的器官。然而，悲痛欲绝的母亲得知此消息后，在办公室内对王璐大声训斥了近两个小时，认为医院没能救活自己的女儿，竟然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愤怒地质问：“你们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器官捐献必须得到逝者的父母、子女、配偶等直系亲属的同意才能进行。据统计，2016年佑安医院共接到了近300个捐献咨询电话，经过初步筛查后，协调员外出协调多达190多次，但仅有40多例进入了待捐状态，最终成功捐献的病例不足20例。

在这中间，有大约150多个家庭因为家属不理解而最终放弃了器官捐献。王璐表示：“只要有家属愿意了解，我们就去讲解。有时一个案例就需要跑四五趟。”

北京友谊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记得，去年4月，一名51岁的高血压患者因严重脑出血引发脑死亡，医院协调员获得了其子女的同意，但患者的伴侣却无法接受，理由是：“不能让我老伴在阴间少了肝和肾。”

家属的不理解和抵触，既源于亲人突然离去带来的悲痛，也在于新旧观念的冲突，同时还包含对这些协调员动机的误解和质疑。

同样身为协调员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高杰提到，他曾被家属质疑：“你们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所以并不会全力以赴地救治患者。”

除了家属的因素，另一个难题还涉及对捐献者身体状况的评估。按照规定，器官捐献必须在捐献者死亡、器官尚未完全衰竭时进行，并且捐献者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年龄小于60岁，原发性疾病为脑外伤、脑出血、颅脑肿瘤等脑部疾病，且无恶性肿瘤、传染病、吸毒史、嗜血细胞综合征等禁忌症。

“单兵作战”变为“团队协作”

为了提高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医院和协调员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王璐表示，为了更好地与家属沟通，协调员们甚至专程出国学习了包括肢体语言在内的交流技巧。

然而，在王璐看来，这些技巧有助于家属更好地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但对于改变他们的固有观念来说还不够。通常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轻、生活在城市的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年纪较大、生活在农村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器官捐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观念也在逐步转变。国家卫生计生委曾在2010年前后表示，我国公民身后捐献的器官占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几乎为零。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经见证了10986例成功的器官捐献，救治了30213名器官衰竭患者，共有229144人注册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

王璐感受到的变化是，相比于2010年，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接受程度至少提升了两倍。在过去，患者和医生都将她拒之门外是常态；如今，王璐每周都会接到主动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佑安医院的协调员队伍也从最初的她孤身一人壮大到了九人的团队。

目前，经国家卫生计生委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全国范围内共有165家（不包括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医院），其中北京市有20家，包括佑安医院、友谊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安贞医院等均设立了协调员岗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介绍，器官捐献试点初期，全国仅有100多名协调员，到2015年，这个数字已超过1500名，增长了十五倍之多。

然而，这一数字仍显得不足。虽然很多三级大医院设置了协调员岗位，但潜在的捐献案例不仅仅出现在三级医院的ICU中，也会出现在二级、一级医院。为了协助捐献更多的器官，协调员不得不一家家地搜索，而这种搜索方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常常收效甚微，即使偶尔碰巧遇到了合适的案例，也可能错失最佳的捐献时机。

友谊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透露，尽管友谊医院每年的总体移植案例高达上百例，但其中通过捐献获得的移植手术仅占十几例，平均每年仍有100多位患者在排队等待肝移植，器官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因此，医院的八名协调员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奔赴各医院的ICU处理潜在的捐献案例，但友谊医院大部分供应的器官依旧来源于外地。现有八名协调员的数量显然不足以应对现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吴平和高杰都认为，仅仅增加协调员的数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建立起各医院ICU与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之间信息系统。这样一来，各ICU可以定期向OPO报告患者信息，OPO就能主动掌握潜在捐献案例，无需逐一搜寻，且能在更早的时间介入与家属沟通。

新京报 记者 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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