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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坚信,女性要成为真正的作家,必须摆脱内在的束缚,既包括被视为理想的“屋内天使”,也包括其对立面——被视为威胁的“怪物”,从而逃离男性主导的文学世界,不再只是不起眼的存在。
1979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问世,这本书迅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它在2015年被引入中国,通过杨莉馨的翻译,为中国读者揭示了女性作家如玛利亚·埃奇沃思、简·奥斯汀等在历史上的沉默与挣扎。这些女性作家生活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时代,更缺乏表达自我的平台。
2015年的春晚,通过一个小品对女性外表的戏谑,引发了公众对女权主义的广泛讨论。这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书中描述的女性境遇相呼应,那些历史上伟大的女性作家并未享有平等的发声机会,她们的作品和生活受限于父权社会的框架。
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在信中表达了创作被视为男性独有的天赋,这种观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被批判,书中指出这种观念无异于认为“诗人的笔犹如男性的象征”,强化了性别偏见。
书中通过分析,展现了女性在文学中被定型的形象,如简·奥斯汀作品中的辩论,反映了女性被指责为反复无常,而这种定型源自男性作者的笔端。莉莉丝的故事,象征着女性一旦挑战权威,就被视为恶魔,被边缘化。
女性作家如简·奥斯汀展示了女性角色内部的竞争,反映了对男性权威的微妙反抗。波伏娃进一步指出,女性被塑造为被动的受害者,这种社会化的结果导致女性自我认同的扭曲。
弗吉尼亚·伍尔夫呼吁女性必须超越这些限制,建立自己的文学身份。然而,历史上如阿弗拉·贝恩和简·奥斯汀等女性作家,都曾面临来自社会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不得不以自我贬低来保护自己。
《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通过反叛表达了对父权的不满,但真正的解放并非简单地颠覆男性,而是如玛格丽特·富勒所述,实现内在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和谐统一,正如《简·爱》中简·爱追求的,成为兼具智慧与情感的独立个体,最终在爱与尊严中找到平衡。
本文通过对女性作家历史处境的探讨,展现了女性争取文学和自我表达权利的漫长旅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寻求身份与表达自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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