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未考上编制复合被拒跳楼身亡_福建男子求复合被拒后在前女友住处跳楼身亡,其母索赔35万,法院调解最近引发大家的关注,相信大家都想知道这件事会有怎么样的发展?下面就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一起来看看吧。
福建高院在12月18日分享了一起民事案件的调解案例。该案涉及一名男子因未能通过编制考试被单位拒绝后跳楼身亡,其父母将前女友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5万元。经过法官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以下是来自罗源法院副院长兰丽群的分享:
一场没有赢家的诉讼
2021年,男子李平与同事徐丽确认了恋爱关系。然而由于家庭和工作等各种因素,2022年7月,两人约定暂时分开。徐丽表示只有在李平通过编制考试且被录用为正式员工后,才会考虑复合。可惜的是,李平没有被录用。李平对徐丽一往情深,多次找过她,虽然徐丽起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的复合请求。2023年2月,李平得知徐丽已将他屏蔽,并宣称有了新男友,于是深夜前往徐丽的住处。在徐丽拒绝他的见面请求后,李平选择在徐丽住处的消防应急通道跳楼自杀,经抢救无效去世。
2023年7月,李平的父母以侵害生命权为由将徐丽告上法庭,要求她赔偿总计35万元的损失。
当我接到卷宗时,书记员向我讲述了案件背后的故事。据他说:“这个案件年初在我们当地非常轰动。听说李平的父母去徐丽的工作地方和家里闹了几次,还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不好听的言论。徐丽的单位领导多次出面调解,但并未成功,她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我们所在的地方不大,这样一起因情自杀的案件即使案情如何,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徐丽都无法避免被舆论卷入漩涡。在初步了解案情并查阅了类似案例后,我意识到调解可能是解决这起纠纷的更好选择。
一次紧张的庭审
虽然我已确定了促成调解的思路,但面对怨恨重重的双方,如何调解还是让我感到迷茫。为了更好地了解案情,我决定先单独与被告接触,试图打开调解的大门。
被告徐丽在交流中表示:“这件事与我无关。听到他要见面的电话后,我觉得在深夜见面不合适,所以拒绝了他。当时他情绪平稳,还说没关系,并没有其他要求……我觉得我没有错,不应该赔偿,不同意调解。”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与被告的交流一点都不顺利。她一直保持着戒备态度,不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对于赔偿也非常抵触。
而原告方坚持要求赔偿35万元,毫不退让。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先进行一次庭审,让双方在法庭上面对面交锋,听听谁更有理。
庭审中,原告的情绪非常激动。他反复提及一些与案件审理关系不大的聊天记录,并进行自己的猜测和推理。尽管如此,我并未制止他。原告已经压抑了很久的情绪,如果能够通过庭审来宣泄出来,或许对推动案件调解更有利。
然而,在庭审中,被告徐丽并未出庭,而是委托了代理律师。
代理律师在庭审中表示:“根据现有证据,被告与原告儿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过错……”从侵权构成的要件出发,律师逐一陈述。他指出:“原告儿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他的死令人遗憾,但并不意味着被告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庭审结束后不久,我意识到原告失去独生子带来的痛苦。我原以为她在庭审中会发泄情绪,但她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及时肯定了她在庭审中的克制态度。庭审过后不久,原告代理律师向我们表达了降低赔偿金额至10万元的调解意愿。
然而,被告代理律师私下告诉我,徐丽只愿意赔偿5000元。根据之前与被告的接触,我没有立即与被告联系进行调解工作,而是改变了思路,通过她的律师进行工作。
我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逝者已经去世,活着的人还需要面对未来的生活。希望在庭审结束后,双方可以考虑通过进一步的调解来解决这起案件。”对于这种对抗性很强、矛盾特别尖锐的纠纷,我们不能急于行动,需要适当地保持冷静,给被告方一些冷静思考的时间。
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天,我接到了被告代理律师的电话。律师告诉我,徐丽最多愿意赔偿5万元。
“双方的差距只有5万元,还是有机会的,是时候趁热打铁,让双方当事人再次见面!”我立即要求书记员安排时间,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进行第二次调解。
真心碰撞的见面
尽管我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但对于这起案件的调解,我仍然没有很大的把握。原告愿意做出让步吗?“如果原告不同意退让,可以……”老庭长也在给我提建议。
考虑到原告对被告仍然怀有很大的仇恨,我征求了她的代理律师的意见后,决定先采取“背靠背”调解的方法。在与双方当事人见面之前,我先召集了双方的代理律师,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发现他们都非常愿意推动调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让原告先在调解室内稍作休息,然后与被告开始沟通。
在沟通过程中,我仔细观察被告的表情和动作,注意到她从之前的冷漠到此刻透露出了一些期待和渴望的眼神。我让书记员送来一杯水。很明显,上次与被告的接触对她起到了作用,她对我们的戒备心态明显放松了许多,也愿意更多地与我们沟通。
我对被告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困境,也知道你最近遭受了很多无端指责。我知道你不愿意看到李平的死亡。但是原告只有这一个独子,辛辛苦苦抚养长大。他因为与你的恋爱纠纷而选择了自杀,你能想象失去独生子女对老人的痛苦吗?将来他们要如何生活呢?”
“是否可以考虑基于你们之前与李平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适当提高赔偿费用,作为对老人心理上的慰藉呢?”
“我听说你最近的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得不辞去工作到外地谋生。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调解,我们也会努力向原告说服,不再干扰你的生活,让你们各自好好地生活。”
......
在调解室内,我坐在被告旁边,换位思考,与她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交流。面对仍然深陷失子之痛的原告,我觉得耐心倾听是治愈伤口的良药。在调解的过程中,懂得倾听比会说更为重要。原告向我倾诉了她失去孩子的痛苦。看到她情绪激动,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握住了她的手,安抚她的情绪。原告一脸认真地恳求道:“法官,我想见见被告,当面把话问清楚。”看到她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我决定让她们“面对面”进行调解。
原告对被告说:“你为什么这么狠心?李平去世后,你不曾上门看过我们一面。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在你们单位闹过吗?我之所以没有向你们提出过分的要求,正是考虑到你还年轻,以后的路很长。我们只是想看看你的态度!”
被告哭着回答:“阿姨,我确实想去看你们,但是我害怕……这段时间,我也与你们一样痛苦。李平走了,我心里的这道坎永远无法跨越……”原来,她并不是冷漠无情,而是不敢面对这段令她伤心的往事。
这一次见面,双方都释放了长期以来压抑的情绪。他们当面说出了心中的话,两颗心因为这场悲剧逐渐靠近,调解看到了希望。
我紧握着双方的手,以情感化解矛盾:“逝者无法复生,但你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我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也不愿意看到你们对簿公堂……”
最终,双方放下了怨恨。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调解工作,在经历了四个小时的拉锯战后,这起案件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法官助理和书记员都忘记了饥饿,如释重负,感到莫名的欢喜,觉得这场辛苦的工作是值得的。
(该案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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