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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因为它关乎到县乡孩子的成长环境是否公平,以及他们是否有平等的机会和发展前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然而,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师杨华和中南大学教师雷望红等学者,通过对广东、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9个省份的研究,考察了诸如"双减"政策、陪读母亲、县中衰败、青少年抑郁症等问题,试图全面描绘县域教育的变化。
研究结果被收录在最近出版的《县乡的孩子们》一书中。该书揭示了县中衰败引起整个县域教育系统崩溃的现象,但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团队发现"双减"政策可能会加剧城市的教育培训的隐蔽性和差异性,但在县城却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教师尹秋玲表示,"双减"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遏制日益盛行的补习班。然而,在地级以上城市,学业竞争更加激烈,教培更加隐秘,仅靠政府的力量很难清理私人培训和隐藏在各家各户的培训机构。而在县域中,由于教培的需求和供应都较少,而且处于熟人或半熟人社会,政府部门对产业和从业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治理起来更容易。
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在清理辅导班的同时,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两者的需求也完全不同。尹秋玲指出,县域的教育竞争不如城市激烈,城市对培训班有很大的需求,而县域更需要的是课后托管服务。"双减"政策恰好加强了县域公立学校的责任,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改革效果:一方面提高了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农民的家庭教育负担。
根据研究,"双减"政策之前,学生通常在下午三点左右放学。对于城市学生来说,课后辅导是为了提高成绩,而对于县域的农村家庭来说,送孩子去辅导班主要是为了短期托管。学校提供托管服务后,农民可以根据上下班时间接送孩子,大大减少了农村家庭的时间成本。此外,学校提供的托管服务每月收取少量费用,使得县域学校有了额外的资金来源,用于激励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或用于组织丰富的校园活动。
总的来说,"双减"政策的实际效果不仅仅是取消了多少辅导班,更重要的是抑制了违背教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内卷",恢复了政府对教育治理的主导权,释放出回归正常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积极信号。它的重点是以寄宿制、延长服务等教育服务为底层弱势群体增加教育优势,更好地满足底层家庭的教育需求,同时让政府重新掌控教育治理的主导权,减轻农民家庭、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的负担。
尽管"双减"政策对激活县域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生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于县域来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近年来县中的"塌陷"。
以湖北某县中为例,这个老牌的省示范高中在2014年至2021年间,中考成绩前100名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流出,前30名留在本地就读的学生只有大约15%,而排名靠前的高分学生几乎都流向了位于J市的省示范高中。学生外流的背后是优质教师资源的大幅度流失,由于财力有限,县中不仅无法用高薪留住优秀的教师,甚至连招聘计划也无法完成。
此外,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仅在2013年,两所精英大学非直辖市的生源中有21.9%来自县级高中,78.1%来自地市级高中。内地26个省份的教育生态均为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大部分中东部省份的生源被两所超级中学瓜分,西部省份的生源则长期被一家高中垄断。
面对超级中学的压力,县中和县中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逐渐失语。中南大学教师雷望红在调研中发现,超级中学为了争夺师资和生源,相互之间展开了博弈。一些超级中学为了避免公开争夺优质生源,将每年初升高的选拔考试时间保密,只通过秘密渠道发布,以防初中为了留住优秀生源而在考试当天故意不放假。还有些市级重点高中为了吸引县级优秀生源,派出了副校长、教师,带着礼物去见学生家长,苦苦劝说家长将孩子送到市里最好的高中,并承诺给予各种读书的优惠政策。
除了抢夺生源,一些超级中学还用高薪挖走了县城的优秀教师。许多县中甚至不敢高调表扬优秀教师,因为他们害怕被其他学校挖走。
对于这种情况,早在2020年以前,教育部就已经警告过县中塌陷现象,呼吁严防超级中学抢夺优质生源。2021年12月16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全面消除56人以上的大型班级,举办附属中学的部属高校面向100个县托管100所县中等具体要求。
然而,这项政策反而加速了县域学生的流动。例如,湖北某镇2021年共320名学生应该升入小学,但其中有近100人去了J市上学。生源的流动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使得县域义务教育阶段的结构进一步失衡。
此外,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行政事务涌入中小学校园,给教师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影响了教育质量。例如,湖南某小学2021年9月开学第一天,就有公安、消防、卫生健康等9个部门找上门来,要求开展"开学第一课",使得教师们感叹:"这哪里是开学第一课,简直就是开学九课。"
这些非教学任务的涌入挤压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安排,许多学校不得不占用文化课的时间来完成任务。由于县域中小学本身就面临严重的师资流失,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一些老师甚至自嘲他们是"兼职做老师的"。
参与调研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易卓分析称,老师们无法拒绝行政事务,是因为受到了强大的行政压力。他指出,现在的所有部门都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中心工作,尤其是创建类的工作需要各部门的合作,而教育局作为成员单位,往往很难拒绝其他部门布置的工作。
在浙江省某县教育局的调研中,易卓发现,教育局作为成员单位的工作小组不少于20个,每天接收到其他部门的文件有多达16、17份,最少也有7、8份,显示出其他部门的工作进入了教育系统的程度。
总之,县域教育的问题是复杂且多元的,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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