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有情侣先试婚过日子合适再给彩礼_为江西彩礼“减负”的“试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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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西彩礼“减负”的“试婚人”

胡明来自乐平市临港区，是一位村干部。据他所知，在乐平市，彩礼最高的是盛埠村、高家镇和临港区。这些地方的彩礼原本不高，但是逐年增加。胡明记得，“以前也有彩礼，但在1990年代初期，可能只有60元。到2000年时涨到数千元。之后，每年增长数万元。”

胡明2003年结婚，他回忆道，“当时同龄人的彩礼标准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我岳母没有向我要钱。我当时在上海服役，一分钱也没有。甚至连结婚用的戒指都是岳母出资购买的。”他一边计算，一边向旁边的岳母求证，最后说道：“我岳母当时亏本了。”

胡明认为，彩礼连年上涨是因为“女孩子少”。数据显示，2022年底，江西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男性人口2339.75万人，女性人口2188.23万人，总人口性别比（女性=100）为106.9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4.69。

去年，胡明所在社区进行了统计，1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有32名，未婚女性仅6名。胡明表示，计划生育时期，农村普遍存在重视男性的观念。由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许多人会“想法设法”生男孩。结果，男性和女性对婚姻的需求仍然不平衡。

胡明解释，正是因为“男多女少”的局面，导致婚恋市场竞争加剧。在他所在的社区里，有一位适婚女子在多位求婚者中选择了最富有的那位。“那个女孩非常漂亮，有很多选择。第一位求婚者计划给出60万元彩礼，邻居表示愿给出80万元。另一位求婚者说，‘你嫁给我的儿子吧，我会支付100万元’。这位求婚者的儿子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庭富裕，第二天就拿出100万元彩礼交给女孩，‘胜出了’其他人。”

村民们的心态也推动了“高彩礼”风俗的发展。“因为女孩子少，所以男方家庭之间会有竞争。男方给出的彩礼越高，就越容易娶到妻子，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彩礼价格。”

胡明还补充道，不仅男方家庭会攀比彩礼，女方家庭也同样如此。“有些家长会认为，你的女儿接受了68万元彩礼，我的女儿肯定不能少于72万元。”在这种“争面子”的风气下，余斐所在村庄的彩礼标准高达70万元至80万元。

为了迎合高昂的彩礼标准，女方家庭有时会自掏腰包补贴。一位村民提到，一户人家结婚时，女方家庭要求48万元彩礼，男方只送了38万元。后来女孩表示，“好了，我自己补贴10万元，只是为了面子。”很多时候，为了“脸上有光”，双方家庭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彩礼只是花费的开始。”余斐介绍，在提亲阶段，男方及其亲属会聘请媒婆，一起去女方家中讨论婚嫁条件和彩礼等事宜。如果双方同意交往，男方需要向女方亲属送礼物，逢年过节也少不了礼尚往来，仅红包就需要送出大量金钱。当然，女方的亲戚也会前往男方家中“察看”，自然也需要男方赠送回礼红包，通常数额略小于男方。

婚礼当天，男方送的彩礼装满了整个竹篮。此外，还需带上“四果”（包括茶叶、糖果、苹果、香蕉等）、香烟以及“三金”（至少4两黄金）。男方将新娘接走前，还需包“奶钱”给新娘的母亲，感谢她用母乳养育孩子的付出，礼金在6万元至8万元之间。“从上轿到烹饪饭菜，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花钱。”

江西省某婚礼上展示的豪华大轿。礼仪队在轿前击鼓，准备迎接新娘。

高昂的婚姻成本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孩子结婚，压力最大的是父母。”胡明说。村里有些男孩在农田劳作，收入微薄，父母只能节衣缩食拼命筹措资金。到最后，父母赚的钱还没有彩礼价格上涨得快，只能四处借款，婚后还需要偿还债务。一位村民表示，“我家有两个孩子，高彩礼我无法接受。”

为了降低婚恋成本，当地人想过各种方法。有些男方家庭无力支付高额彩礼，会选择出具欠条。婚后出现问题时，女方会提出，“你上次说过要给的钱，后来不还是没给我。”这种情况发生多次后，现在大多数女方家庭都不接受“彩礼欠条”，担心男方违背承诺，因此拒绝结婚。

大约在2016年左右，一些单身汉冒险花六七万元“购买”妻子，这些“妻子”大多来自越南和缅甸。“运气好的话，他们会为你生个孩子。运气不好的话，妻子就逃走了。警方会告诉你不要购买，但如果你自己掉进坑里，那就无能为力了。”经过多年的整治，现在“买妻子”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村里的男子现在更倾向于与本地人结婚。但仍有许多人负担不起彩礼，3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比比皆是。

余斐所在社区的一位村委会干部钱晓曼透露，为了降低当前的婚恋成本，当地人尝试了许多方法。有些男方家庭付不起高额彩礼，会要求出具欠条。婚后出现矛盾时，女方会提及，“你上次说的那个钱，后来不还是没给我”。类似的情况发生多次后，现在大多数女方家庭都不接受“彩礼欠条”，害怕对方食言，因此不愿结婚。

大约在2016年左右，甚至有一些单身汉冒险花六七万元“买老婆”，这些“老婆们”大多来自越南、缅甸。“运气好的话给你生个小孩，运气不好，老婆就跑了。警方就叫你不要买，你自己跳坑里去，那也没办法。”经过多年整治，现在“买老婆”的情况已十分罕见，村内的男子如今更倾向于和本地人结婚。但许多人依旧付不起彩礼，3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大有人在。

钱晓曼提到，高彩礼有时候还会引发财务纠纷。“有些夫妇离婚后，男方会把彩礼要回去。如果双方谈不拢，甚至会走法律程序。可是，如果钱已经用完了，你也没办法拿女方怎么样。有时候，女方会先欠着彩礼钱，等嫁了第二家，再把前一家的钱还上。”

移风易俗的困难：政策之外的乡土逻辑

尽管高彩礼引发的家庭纠纷不断，但无论是钱晓曼、胡明亮还是余斐所在的社区，彩礼标准仍然居高不下。

为了降低彩礼，他们并非没有做出努力。

胡明是临港区某社区内负责“抵制高价彩礼”宣传的干部之一。“《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各地要整治高额彩礼。这项规定大约从去年开始实施。村干部、党员接到中央号召，就会与民众沟通，推广‘低彩礼’。”

胡明介绍，自己主要负责口头宣传，在喇叭上录音后，每天在外面播放。广播内容主要包括，“抵制高价彩礼，为了让年轻人找到真爱和幸福，不要把钱当作衡量的标准。要尊重孩子们的意见，不要用彩礼压迫他们，不要强行拆散年轻人，以免伤害双方家庭。”

谈到宣传效果，胡明坦诚地说，“有时候，会有领导来到我们社区询问彩礼金额，村民们会回答8.8万元。实际上，私下里，你想给多少钱，给多少银行卡，我们也管不了。女方总会认为，‘有父母在身边，不如自己有钱’，钱总归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安心。”

钱晓曼所在的社区为了推广“低彩礼”，印刷并发放宣传材料，但效果有限。“开会时，我们会要求结婚彩礼不得超过20万元，个人餐标不得超过200元，酒席不得超过20桌。但实际上，有些人办了40桌。”

为了倡导“低彩礼”和“零彩礼”，江西某乡镇印发了宣传材料。

为了改变风气，钱晓曼只能从社交媒体平台着手。她发现，许多村民喜欢在抖音上“晒”自己的生活，将一大捆钱放在竹篮子里拍照炫耀高额彩礼。于是，钱晓曼只要听说最近有人结婚，就会提前找到这对新人，告诉他们，“你们想拍放钱的照片可以，但不要放太多。”如果遇到放太多钱拍照的情况，钱晓曼会尽力找到当事人，联系他们删除照片。她说，“好事传出没问题，坏事传出别人也会学。”

崇义县同样尝试了“零彩礼”和“低彩礼”家庭礼遇制度，为彩礼低于3.9万元的家庭提供优惠政策。崇义县宣传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降低彩礼的主要方式是口头宣传，新规定发布后，“目前处于试行阶段，尚未有实际案例。”

崇义县民政局门口，记者未能等到前来登记的新人。

针对崇义县的尝试，余斐持乐观态度。“我觉得有效。如果你家有一个女孩，还有一个弟弟，女孩不要彩礼，弟弟参加公务员考试可以加分，那么大家都不会要彩礼了。”钱晓曼认为，“现在大家已经有低彩礼的意识，彩礼可能慢慢会下降。”

不过，钱晓曼也担心人们可能会造假。“表面给3.9万元，私下还是会给人很多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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