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期备受关注的“支付宝事件”,VIE模式陡然成为中国互联网业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笔者以为,普遍应用于中国互联网公司的VIE模式,其本质是“将一个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某家公司通过各种形式的“协议安排”实际控制另一家公司,但要在表面上,做到两家公司互不相干———即不存在股权关系。
曾见过某家完全由中国人开的,却注册在境外的公司,通过香港子公司跟其在内地的子公司之间,一系列的“协议控制”的合同文本。其间,各种条款细节,足足超过300页。费尽周折,就是为了构建VIE模式这个表面文章。
为何如此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热衷VIE?
实属无奈。VIE最早的普及性应用是在互联网行业所隶属的电信领域,根据中国相关的监管政策,基础电信行业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行业,其对外资开放存在种种限制。而在现实的另一面,大量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有着海外上市的融资需求,为了绕开证监会的审批,而将公司注册在境外。
于是,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运营,并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互联网公司,从法律意义上讲,变成了“外资”———这与监管部门,关于外资不得获取ICP牌照的政策相冲。
在此背景下,VIE模式也就是“协议控制”应运而生。一方面成功的绕开了相关的政策监管;另一方面实现了境外注册,内地运营的“双赢局面”。
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自VIE模式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应用以来,政府监管层大多采取的默许态度。沿着这样的监管逻辑,VIE模式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新浪采取VIE模式在美国上市以来,中国在境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无不利用VIE模式。来自海外资本市场的资金,源源不断的为中国互联网公司输送血液。
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当今互联网的业界巨头,无不是VIE模式的受益者。毫不夸张地说,没有VIE就没有中国互联网的黄金十年。
事实上,众多业界人士也大多对VIE持积极态度。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就在微博中公开表示:“无论对阿里事件是什么看法,绝对要支持VIE。”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亦表示:“(VIE)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一大创举,存在即合理。”
随着在海外上市架构中的成功应用,VIE模式的功能被逐渐放大,网游运营、第三方支付等对外资设限的领域,VIE模式被频频复制。
而让VIE模式“对与错”的讨论成为舆论焦点的,却是此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事件。
到如今,如何“让趋于模糊和封闭的准入制度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让牌照至上的审批经济逐步走向适度监管的市场经济。”业界需要一次集体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