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挽救下一个被杀的孩子_3初中生杀同学案反思：如何挽救下一个“被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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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中生杀同学案反思：如何挽救下一个“被杀的孩子”

期望这一案例能标志着一个开端，让我们深入剖析多种原因的影响，如同解剖麻雀一般，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心理学以及文化接触等多个角度探寻根源，真实找出残忍行为背后的个人特质和普遍现象的“线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这位不幸遇害的邯郸市初中生年仅13岁，他的同学们——同样都是不满14岁的少年，分两次将他的遗体掩埋在一个废弃的大棚里。这些犯罪者的残忍手法及其成熟程度引发公众热议，纷纷呼吁修改法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新修订的刑法规定，对于年满12岁但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下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他人并导致他人死亡或重残的行为，且情况极其恶劣，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追究责任的话，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次事件的三个犯罪嫌疑人正好在这个年龄段之内，他们杀人埋尸，还可能涉及到校园欺凌，可能会因此受到刑事处罚。

然而，关键问题是，追究刑事责任，甚至是最高刑事责任，能否防止下次悲剧的发生？

有人主张应继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我们可以从时间和距离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地都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设定为14岁，法国设为13岁，荷兰设为12岁，丹麦和芬兰则设为15岁，瑞士最低，设为7岁，英国和澳大利亚设为10岁。相比之下，我国目前设定的“有条件”的12岁起点，在国际上属于中等水平。并且，刑事责任年龄距离上次调整才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再次调整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从2018年至2022年，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从4600人增长至8700多人，平均每年增长16.7%。今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缐杰透露，尽管部分地区犯罪率呈现下降或者起伏不定的趋势，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数量正在上升，而且低龄化趋势也在加强。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7万起，其中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约为1万起。

那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究竟是“无效措施”还是“力度不够”？如果是后者，我们应该将其调整到多少岁呢？

去年9月，一名小学生在学校遭受两位同班同学的侮辱，其中包括谩骂、殴打和身体羞辱，而这两位施暴者仅有9岁；同年11月，一名11岁的男孩将一名4岁女孩推进粪池，导致其死亡。这些例子表明，如果我们一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似乎并无尽头。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

全球各国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无一例外地强调预防，注重打击犯罪和教育之间的平衡。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所说，法律永远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它本身就体现了无奈的约束力。世界上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如果我们一遇到极端案例就急于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操作困难，也会限制我们的治理思路。

发生在几名初中生身上的谋杀案令人惊恐不安，他们的冷静、老练和精密策划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心理素质。受害者失踪后，这三个凶手最初都撒谎声称并未见过受害者。其中一个凶手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仍然照常上学，直至被警察从学校带走。据村民们称，当他被带走时并未表现出过多的情绪波动，显得十分镇定。受害人的家人曾经找到过其中一个嫌疑人，当时他在床上玩游戏，误导了家人们的寻找方向。最终，这三名凶手是在监控录像和转账记录的证据面前承认将受害者埋在废弃蔬菜大棚的事实。

这样的勇敢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甚至显示出不逊色于成人的智慧，令人震惊。他们埋尸的坑深度达到0.56米，分两次挖掘，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犯罪行为使得公众更加愤怒，同时也感到悲痛：这些孩子们怎么变成这样？他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就像草一样微不足道，这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命来说也是一种浪费和践踏。

生命教育远比书本知识更为复杂。受害者和三个犯罪嫌疑人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外面打工，平常与祖父母共同生活。可以想象，为什么受害者告诉父亲和祖父祖母自己不想上学之后并未引起重视；为什么受害者在学校多次遭受欺负，多次被关在劳动间小屋里，老师也换过他的座位之后，班主任和校长还认为“他们之间关系良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并未发现存在校园欺凌”。

这些本应作为支撑力量的因素可能各自有不同的立场，也可能存在认识上的缺失。在这个小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在外面工作的父母、留在乡村的老人，甚至学校自身，可能都无法看到比好好读书更重要的事情。

“综合病症”不能只看“专科”

无疑，此案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校、家长、警察、律师以及目击者都透露出一些零散的信息，但这还不够。

他们欺负同学的手法、杀人埋尸的计划、作案后的冷静态度，这些“技能”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否接触过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人群，关注过哪些网络信息，是否沉迷于暴力游戏？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生活中是否存在困扰等问题都需要回答。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他们的生活轨迹，以此作为观察新一代青少年的一个窗口，探讨他们在想些什么，伤害别人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此外，这三个嫌疑人的监护人和家庭是否给予了他们基本的、哪怕是最基本的生命教育和守法教育？进一步说，这些监护人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应该由谁来填补这个空缺？

徒法不足以自行。网络上有许多声音要求“必须严惩、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还有人希望此案能成为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地下调后被追究的第一个案例。这些都是严惩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强大民意基础。

在失去生命的面前，法律虽然只是事后的惩罚，但它也能传达一种观念——犯罪就必须付出代价，年龄不是保护伞，无知无畏也不是通行证。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也需要接受法治教育和生命教育，各方面都应该对此负责。法律的尊严和公正体现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我们也只能通过对每一个个案的深刻反思，真正吸取教训，弥补教育和管理的漏洞，才能减少未来发生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性。

期望此案能成为一个典型的案例的开端，将各种原因的影响像解剖麻雀一样进行细致的研究，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心理学和文化接触等方面查找根源，真实找出残忍行为背后的个人特征和普遍现象的“线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有效防止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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