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希仿佛误入商战的小女孩_这部电影被诟病的方言运用，也许恰恰是打开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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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被诟病的方言运用，也许恰恰是打开的正确方式

我立即观看了电影《兔子暴力》，并非出于对母女犯罪情节的好奇，而是因为影片的背景设置在我那段快乐少年时代的城镇。

在《长津湖》这类大片撤档之际，《兔子暴力》逆流而上提前上映，其票房前景不言而喻。令我惊讶的是，这部曾入围东京电影节的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降至6.2分。更意外的是，一些网友因“四川话与普通话交织”而扣分。然而，有评论指出这种语言混用在攀枝花相当合理，这一观点得到了我的强烈共鸣。

导演申瑜选择将故事搬至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工业小城攀枝花，而非遵循常见套路使用虚构城市，原因不仅因为本片的监制方励是四川人，更因为这两座城市在她看来有着相似的灵魂。“攀枝花仿佛被时光遗忘，停留在七八十年代。”她甚至比喻，电影不仅是拍摄于此，而是将故事根植于城市之中，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韵味。

影片开场即让我会心一笑，潘斌龙饰演的角色全程四川话，而其他角色包括警察则自然地在四川话与普通话间切换。与《风犬少年的天空》中夸张的重庆方言不同，本片演员的方言表演虽偶有瑕疵，整体上却相当出色，尤其是李庚希，她在方言与普通话间的流畅转换，虽非纯技巧展现，却恰到好处。潘斌龙的方言台词同样出色，得益于他东北人的背景，这在我们学生时代很常见。

这不得不提到电影的地域选择。攀枝花，一座因三线建设兴起的城市，原始居民稀少，大部分居民来自外地，特别是鞍山等地的钢铁工人。到了我们这一代，方言已融合为独特的表达，既非典型的成都口音，也不同于某些重庆方言的特点，而是普通话与四川话的独特结合，甚至带有东北口音的影子，使得我们讲普通话时几乎没有明显的“川普”痕迹。

方言不仅是地域的标志，也是地方文化的体现。近年来，国内影视作品也开始注重方言的运用，将其视为提升作品层次的手段。方言，这个曾经的“土味”标签，逐渐在影视界脱颖而出。

导演宁浩就善于利用方言增添趣味，如《疯狂的石头》在重庆取景，其中的方言和粤语插入令人印象深刻。《心花路放》则通过跨越中国的旅程，展现了各地语言的魅力，从周冬雨的湖南口音到马苏的东北话，再到王砚辉的云南口音，既有笑料也富深意。

中国广阔的地域孕育了多样化的方言，如果所有影视作品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无疑会失去丰富的文化色彩。有时，方言本身就是剧情的关键元素，如《山海情》的方言版深受喜爱，方言成为剧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近，修复重播的沪语剧《夺子战争》引发了怀旧浪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方言剧繁盛一时，但在新千年后逐渐减少，受政策和自身局限影响。尽管如此，方言在特定情境下的使用，如《兔子暴力》中，巧妙地反映了角色的身份和社会差异，增加了故事的深度。

影视作品是否应广泛使用方言，关键在于故事与语言的契合度。普通话是普遍交流的需要，但适时的方言使用能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和地方特色。如同《兔子暴力》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交错使用，不仅贴近现实，也象征着角色身份的复杂性和故事的层次感。

最终，电影探讨的不仅是犯罪与逃避，更触及了归属与梦想的主题，提出了关于个人命运和追求的深刻问题，尽管它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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